第二十八章 税制改革之四 (第2/2页)
“陛下，诸矿冶年课金三千余两。”还好，储慎平记得这个数据，立刻答道。
“包括采购自商矿的金吧？”
“是。”
“一般用哪去了？”
“除交予少府做金器外，大多卖掉了。”
“为何卖掉？”
“赚钱……”
“嗯？”邵树德还真没了解过这些事情，好奇道：“如何个赚法？”
“仿前唐少府故智，先采购绢帛，然后再卖。”
“具体说说。”
“前唐曾经有过钱荒，物价大跌，少府便拿五十万缗钱去市面上采买绢帛，待物价上涨之后，又慢慢出掉，最后大概赚了十分之一。”
邵树德听了大笑。
小样，挺会玩啊！
这不是股市庄家低位吸筹，拉高出货的套路么？10%的收益，其实也不错了。
同时也从侧面说明，唐廷为了筹钱，真的是什么办法都用了，主观能动性很强。少府亲自入市，用铸造的钱，先当多头，再当空头，高抛低吸。
“别这样弄了。”邵树德摆了摆手，道：“铸金币吧，你们定个型制，确定和银元、铜钱的比价，这样赚得更多。”
说完，他默默估算了下：诸钱监铸造的银元，整体成本较低，铜钱成本较高，综合算下来，应该是低于一百万的。即便算上黄金，也到不了一百万。
按理来说，这么一笔收入，不值得邵树德如此大动干戈，亲自关注。
但一方面，这个还大有增长的潜力，将来收入突破一百万乃至两百万，可能性很大。
另外也和他非常注重货币金融有关。在此之前，他甚至否决了大臣们提出的将诸钱监并入税务使衙门的建议。
“诸钱监从少府剥离，新设一衙，名字你们想一下。”邵树德说道：“各道增设铸钱使一员，总领该道钱监。钱监的任务只有一个，铸造钱币，所需金银铜料，由少府提供。”
“如此一来，国朝岁入便有三个来源，即田税、商税、钱监。”他最后总结道：“商税、钱监收入全归朝廷，此项约合2300万缗，比起前唐两税法推行后的顶峰1800万大有增长……”
他本来想说“但还不够”，却又担心官员们错误领会他的意图，横征暴敛，于是便止住了。
这两千多万的收入中，包含了关税、印花税、过税、住税、榷盐、榷茶、榷马……等等一系列与商业有关的税收，不用与地方分润，想想就美滋滋。
田税包括户税、地税，邵树德最近与宰相们商议了一番，觉得可以适当降低田税征收额度，并固定下来，折算成钱的话，大致一年可收一千八九百万缗的样子——这部分需要与地方分润。
如果说前唐时期，商税与田税对半分的话，夏朝就已经占到55%左右了。
其实这个财政收入，还是带有很浓重的“先军”特色，即以前收得太狠了，现在减免税收，却也减不了太多。
将来再说吧。
支出方面，禁军赏赐、粮食开支，一年大约需要1000万出头——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。
州军一年也需要800万上下，毕竟人数较多，将来肯定是要慢慢裁减的。
镇军人数还不多，目前一年开支一百多万，但将来人数会增加，开支也会上涨。
可以看得出来，在和平年代，军费开支就占到中央财政收入的一半。
比起军队，全国一万多官员的开支就小很多了，一年几百万顶天了。
去掉这些支出后，中央财政收入一年大概还剩不到七百万，去掉宫廷用度、驿站补贴、招待饮宴、日常用度（包括官府、军队的消耗品）等等，其实剩不了太多。
这个财政结构，大体与唐代类似，只是同比例放大了一些。
当然，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，其实还有大量隐性收入，这个在历朝历代都没计入财政收入中，但都是真实存在的。
比如，唐代有大量公地。官员去某地任职，当地会划拨一部分公田的产出，作为他在职期间的收入，卸任后停发，即“职分田”。
官员们还有厨余钱、手力课钱甚至地方官府放贷的利息收入等等，很多，在唐代一律称为“赋外科敛”，大部分是地方收入，用来补贴官员及其他开支。
另外，朝廷有时候还会出售一部分商品。唐代司农寺就经常向外出售宫廷消耗不掉的粮食、水果、蔬菜、牲畜等，获取收入。
诸牧监也会出售马匹之类，这个收入相当不少。
总体而言，唐代官府手中掌握了大量田地，这部分隐性收入是没有计入财政的——夏朝基本与之类似，甚至因为刚刚开国，官府手里的公地数量更多。
到北宋，掌握在官府手里的土地数量锐减，且因为商品经济更为发达，支出更甚，财政较为困难。
宋真宗天禧年间，没有战争，有一次统计当年支出，居然达到1.5亿多贯，也不知道怎么花的。
“就这样吧。”邵树德站起身，说道：“财税改革，至此大框架算是定下来了。税务使衙门尽快筹建起来，从今往后，征税、度支皆由税务使负责。钱监独立，与六部九寺并列，由门下省直辖。田税，朕意整体收取一半，但各道有差。”
他没有提内务府，这是皇室的钱袋子，收入归内库所有，不入国库。
渤海、安南、西域三大商社，独立运营，分红该谁的就是谁的。
“朕给你们半年时间。”邵树德说道：“明年正月，税务使衙门要筹办完毕。新税制，朕给两年过渡期，同光八年（923）正式执行。”
（更新晚了，但这种章节太他妈难写了。。。太消耗脑细胞了。写了还被说水，估计满起点，没有哪个作者有我这么自虐，以中唐以来的财政为基础加以推演，写得这么详细、拟真……）
(本章完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