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十六章 财税改革之二 (第1/2页)
三月下半月和整个四月，朝廷主要职能部门都在紧锣密鼓地制定新的税收框架。
是的，仅仅只是“框架”而已，还不是细则。因为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，需要长时间来完善。就目前而言，能整出大致框架就不错了。
四月底，户部尚书杜晓呈递了一份《税则》上来。
邵树德打开看了看，随后沉思良久。
“杜卿果有大格局。”邵树德突然展颜一笑，道：“你建议恢复宰相判三司的制度，可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”
“臣一心为公，不做他想。”杜晓答道。
邵树德微微颔首，他相信杜晓说的是真话。杜家兄弟也算老臣了，格局没那么低。
所谓宰相判三司，是唐代财政危机时出现的制度。
三司，即户部、盐铁、度支三个部门，前两者是来钱的，后者是花钱的。
唐中后期，因为叛乱多发，开支浩大，财政对于朝廷愈发生死攸关，于是令一位宰相“判三司”，专门理财。自此，这三个互不统属的部门由挂着“判三司”头衔的宰相直领，已经在事实上成了一个独立的财政收支机构。
唐末混战之时，朔方军的财政由供军使衙门管理，实行军事统制。
开国之后，逐渐移交回户部。
现在，作为户部尚书的杜晓建议，仿效唐代财政危机时的做法，专门建立一个征税、出纳机构，由宰相直领，提高其地位。
毫无疑问，这是把自己的权力往外剥离，不容易。
当然，话又说回来了。作为官场老油条，杜晓很清楚自己的权力来源是谁，他提出这样的建议，固然会被户部骂，但那又如何？圣人记着他的好就行了啊。
“租庸使这个名字不好，改成税务使吧。”邵树德又道：“两税法已历一百四十年，不是租庸调时代了。税务使之职攸关国计民生，可凭此职入政事堂为相。”
“陛下圣明。”杜晓赞道。
邵树德继续翻看《税则》。
朝廷税收，大概可分为田税、商税两大类。
田税顾名思义，面向农民征收，分户税、地税两大类，除少量现金外，大部分是实物，由地方官府负责征收。
田税中的大部分，如粮食，并不一定会解送至中央，因为长途转运消耗太大，如非必要，一般存于地方上的仓库内。
县有县库、州有州库、国有国库，户部会定期派人巡查、对账。
监察御史也有权力检查。
相对高价值或轻便的物事，如布匹、皮子、铜钱等，转运至中央的比例就高多了。战争频繁时，地方上甚至一点不能留，全部解送进京。
“前唐藩镇割据时期，定下了两税三分的原则，杜卿觉得如何？”邵树德的目光落在田税那一部分，问道。
两税三分的意思是收取到的户税、地税，三分之一留州，三分之一送使（节度使）、三分之一上供（解送朝廷），比例相当清楚。
“臣以为，诸道情况不同，不能一概而论。”杜晓说道。
这就是聪明人。
圣人提出分税制改革，不就是要厘定各道田税该怎么分润的问题么？
按照传统的两税三分的原则肯定是不行的了。
那样的话，留在地方上的田税将达到三分之二，朝廷只得三分之一。地方上有充足的资源搞建设，朝廷凭空少了一大笔收入，自然不开心。
说白了，就是中央与地方争抢资源的问题。
况且，诸道的情况确实不一样。
像安西、云南、辽东等道，就算将三分之二的田税留在地方上，也是合理的。
以安西道为例，当地还在打仗，屯驻了大批兵力，自己所产的粮食犹嫌不足，还需从外界输入，你再把田税运来运去，不是自找麻烦，徒增消耗么？
当地目前执行的实际是全部田税留道、留州的政策。
而没有战乱，或者说田税比较充裕的地区，则可适当提高一些比例，朝廷拿走一半甚至更多，都是可以的。
“朕亦是此意。”邵树德说道：“江淮诸道，太平无事，又有鱼米之乡的美誉。河北地平无垠，沃野千里，朕觉得一半以上可为上供，甚至更多。具体比例，你们再议一议。”
“臣遵旨。”杜晓倍感压力，这事没那么好办，怎么调整比例，都会挨骂。
假如圣人要从江南收走七成田税，而安西道田税全部留在当地，江南人能乐意么？这还算好的，在实际执行中，很可能还要给安西道补贴，也就是说他们自己的田税不够用，还需要从别的地方调入……
以江南之财赋，养北方之劲兵。这是圣人提出的基调，果然非常形象。
“现在说说商税。”邵树德招呼杜晓坐到他身旁，指着榷税一栏，说道：“你建议裁撤一些税种，甚好。一年收不到几个钱，反倒弄得鸡飞狗跳，百姓不安，确实该停征，甚好。”
榷税林林总总几十种，第一名年收几百万缗，最后一名年收几百缗。
虽然收得少，但一样扰民，徒增厌恶，可能征税成本都不能覆盖，不如取消。
对了，榷税是朝廷直接收取的，与地方无关。
如榷茶钱，可以理解为针对茶叶这种商品的消费税。
后世中国一共有十五大类的商品，如烟酒、鞭炮焰火、高档化妆品、珠宝玉石、成品油等有消费税，其他品类没有。
此时一样，盐、茶、漆、铁、煤等少数商品有榷税，大部分没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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